云南一地颁最严遛狗禁令媒体城区禁遛狗于法无据

城区禁止遛狗于法无据

11月13日,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公安局、住建局等4部门联合出台的《关于威信县文明养犬、禁止遛狗的通告》称,为加强威信县城市规划区养犬的管理工作,规定市民必须对所养犬只实行栓养或圈养,如发现在县城城区内遛狗,第一次、第二次给予警告和罚款,第三次联系公安机关予以捕杀。该通告发布后,这一“史上最严”禁令立刻引发了公众的热议。11月15日,威信县回应称,正在召集多部门研究此事,“城市管理要规范,但任何事都要依法依规。”

伊贾兹·沙阿表示,愿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共识,加强反恐等执法安全领域务实合作。

近日,义工团队还筹资购买了85000只口罩,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国城和once区组织了三次分发口罩的活动。何雄明介绍,目前在阿根廷口罩仍然不好买,很多侨胞都没有口罩戴,希望能帮助他们解燃眉之急。

目前阿根廷的疫情形势严峻,截至当地时间10月13日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突破90万例,华侨华人中也不断出现确诊病例。

为了更好治理狗患,许多城市在管理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经验,积累了一些比较有效且老百姓接受度比较高的治理措施。比如,济南市规定遛狗时拴绳的长度不得超过1.5米;深圳今年全面开展为犬只植入电子芯片工作,年底前实现系统登记犬只100%植入芯片。还有的城市详细规定了市民遛狗的时间与活动范围等。这些规定看起来麻烦琐碎,但是操作性强,只要落到实处,就能够既满足市民养犬的喜好,又有效治理狗患问题。

家住阿根廷罗萨里奥的超市老板李铭也是义工团队的一员,因为性格好又很有耐心,他有个绰号叫“笑眯眯”。

早在3月阿根廷“封城”后,何雄明就当起了义工,给确诊的华侨华人当翻译、买药送药、送菜送饭、接送小孩……只要患病同胞有需要,他随叫随到。

“最开始只有我一个人做义工,后来不断有热心华侨华人加入,目前义工团队已经有61人了。”何雄明说,这些华侨华人有开餐馆的、经营超市的、办旅社的,还有在读大学生,其中也有康复的新冠肺炎患者和患者家属,大家都是业余时间做义工,7个多月来共帮助确诊华侨华人近200人。

李铭说,义工团队并没有特定的业务范围,同胞们有需要随时呼叫,能办尽力去办。“希望义工团队能继续壮大,帮更多人排忧解难,也让患病华侨华人感受到来自同胞的善意和爱心,早日战胜病毒。”(完)

华裔姑娘江梦玲是布达佩斯大学法律专业的学生,也是义工团队的一员,她被大家亲切地称为“翻译小妹”。

何雄明告诉记者,有部分华人确诊新冠肺炎后不知怎么办,“这时候我们会建立一个3人的小微信群,群里有两位义工指导患者就医,帮忙联系隔离酒店或者医院,送去连花清瘟胶囊和中餐。”

从治理效果上看,警告、罚款、捕杀,看起来简单易行,干脆麻利,但也容易引起公众的抵制。同时,经验告诉我们:简单粗暴的举措背后,往往对应的是懒政、惰政的思想。作为当地政府部门,不妨借鉴其他城市比较成熟的做法,而不是出台一些过火的,有违法治理念和精神的规定,来推卸本该由自身承担的法治宣传、卫生防疫等责任。

一个月前,何雄明接到一个求助电话。一名在家隔离的华人新冠肺炎患者凌晨两点突发严重的呼吸困难,因为语言不通医院无法接收。何雄明连夜赶到医院,向医生说明患者病情,经过抢救,这位华人终于脱离了危险。

“很多侨胞不懂西班牙语,在医院总是遇到麻烦,我的工作就是给他们当翻译,主要是通过微信实时连线,帮助患者和医生交流。”江梦玲说。

近年来,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,城市养狗的居民也越来越多,也由此引发了很多社会治理问题,尤其是不时出现的犬只伤人事件也让人们对如何治理狗患颇为关注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威信县出台通知的初衷可以理解,但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和措施管理犬只,体现的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,还有城市管理者的智慧。

“像连花清瘟这类中药在阿根廷很紧缺,价格很贵,我们购买了很多送给患病的侨胞。”在何雄明看来,送去的不仅是药,更是战胜病毒的信心。“曾有个年轻患者拿到药哭了,他说在异乡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。”

“现在阿根廷仍然是‘封城’状态,患者跨省就医需要在网上申办通行证,十几项复杂的程序对西语不好的侨胞来说很困难,我就负责在线上帮他们办证。”李铭介绍,还有些侨胞居留证过期了,作为义工会协助其与移民局沟通办理延期。

相比于这些城市采取的措施,威信县的做法明显有些简单粗暴、用力过猛,甚至还有些血腥和残忍。实际上,这一举措还涉嫌违反相关法律。须知,养犬是市民的一项权利,不能随意予以剥夺。我国传染病防治法、动物防疫法、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,都没有禁止市民养狗、禁止市民遛狗的条文规定。即使是当地颁发的《昭通市城市管理条例》,也只是规定携带宠物出门“应当牵系”,而未剥夺市民遛狗的权利。显然,该县近日出台的通告中所称“遛狗三次直接捕杀”的规定于法无据,也违背了“法无授权不可为”的原则,理应进行纠正。

上个月接到一位华人重症病患的求助,江梦玲帮忙联系了一家医院,但住进去的当天下午,医生就告知这位病患肺部80%感染,经抢救无效过世。“当我把消息告诉患者妻子的时候,听到她颤抖的哭声,不知能用什么语言安慰,只能跟着落泪。”

何雄明在阿根廷生活了20多年,是华人圈里有名的“热心肠”。如今,他又作为阿根廷华人“抗疫义工队”队长,为同胞们忙前忙后。

当了义工之后,江梦玲给十几位患者做过翻译,对她来说,这份工作最难的不是那些专业的医学术语,而是面对死亡病例的时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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